瓯居海中散文
南宋德祐二年农历四月初八，文天祥来到江心屿的日子确凿有据。初夏的温州，气候清爽，草木滋润，正是最好的时节，但文天祥的心情却坏到了极点。
作为宰辅级的大员，出现在温州的文天祥显得突兀而狼狈。他是从元军大营中逃出来的，满身的血污说明了虎口余生的凶险。不过更令文天祥焦虑的还是国事之危。临安政府已然投降，虽然各地还有义军坚持抵抗，但在蒙古重兵碾压之下，纷纷溃散，眼见得大宋即将全境沦陷，流亡君臣退无可退，文天祥忧心如煎。
文天祥在江心屿共逗留了一个月，召集附近豪杰志士，日夜苦思恢复之策。然而最终也没有理出头绪，遂于当年五月离温赴闽。
两年后，文天祥再次被元军俘获。又次年，宋元两军崖山决战，作为随军俘虏，他在元军战船上目睹了全军覆没之后，南宋最后一名皇帝、十四岁的赵昺被左丞相陆秀夫背负着，跃入海中。
比文天祥早几个月，陆秀夫与张世杰也到过温州。他们同样在江心屿上商讨了复国大计。
他们还应该朝拜过同一样器物。
江心屿有座江心寺，以一副南宋状元王十朋撰的“云朝朝朝朝朝朝朝朝散，潮长长长长长长长长消”的长联闻名。不过在王十朋与文天祥的时代，江心寺最为人所知的并不是这幅对联，而是一把破旧的椅子。
确切说，那把木椅应该被尊称为御座。因为当初北宋倾覆、金兵南下时，康王赵构的流亡政府曾经避难于此。后来赵构终于遇难呈祥，建国都于临安，这把木椅也被视为见证否极泰来的圣物被郑重珍藏。
可以想象文天祥陆秀夫第一眼见到那把落满尘埃的所谓御座时的激动与希冀。然而当他们黯然离开时，都只剩下了满腹的委屈与绝望。
江心屿以东西双塔为最著名的景观，而这两座唐宋古塔，一千多年来，除了宗教意义之外，也起着瓯江上的航标功能——
然而天底下已经没有任何一座航标能将文天祥的帝国之舟导出迷航。
云散潮消。一个残破的王朝终于被漩涡卷入了海底。而在这个王朝诞生与覆灭的轨迹图上，却重叠出现了一座小小的岛屿：
文、陆、张三人，被后人并称为“宋末三杰”；如果再联想到一百多年前开国的高宗赵构，对于南宋，江心屿，抑或整个温州，意义显得尤为深长。
正如此处方言的难懂，虽然同处一省，温州一直给我一种神秘感。
我的家乡金华，属于浙江正中；但即便以浙中的角度，对于浙东南的温州也有着相当深的隔阂。起码在地理上如此：浙南多山地，人们常说蜀道难，浙南交通之难其实也不遑多让。金温铁路建设难度之大、工期之长、耗费之巨，远远超出了同距离的其他线路。仅举几个数据，便足以证明此路架设之艰辛：从金华到温州，全长不过251公里，计有桥梁135座、隧道96个，二者合计五十余公里，足足占了总长的五分之一。
但温州又是如此如雷贯耳。在中国人的印象中，每个温州人的额头似乎都贴着精明与富裕的标签。从打火机到眼镜，从眼镜到皮鞋，直到如狼似虎的“炒煤团”、“炒房团”——温州人雄厚的资金，一度还走出国门，在洋人的地盘攻城略地，将他们严防死守的房地产界搅得鸡犬不宁。
后来我又得知，温州还是著名的数学家之乡，出了姜立夫、苏步青、李锐夫、潘廷洸等一大批数学大师，尤其是以苏步青为首的中国学派，与意大利学派、美国学派鼎足而立，屹立于世界顶端。另外，驰骋棋坛近一个世纪，被称为“中国棋王”的谢侠逊，同样也是温州人。
我总感觉，温州这片土地蕴藏着某种被文天祥与陆秀夫忽视的力量——起码在某种性质上，数学、弈棋，乃至于经商，都与兵法一脉相通。
他们离开江心屿的踉跄背影令人唏嘘。不过，德祐二年，也就是公元1276这个年份，也使我想起另一件看似无关的事件：
就在几个月前，旅行家马可·波罗进入中国，在元大都觐见了忽必烈。文天祥逃亡时，马可·波罗正随着元军的南进，细细观察着这个古老的国度。
马可·波罗是意大利威尼斯人。顺带一提的是，温州还是浙江最大的侨乡，而意大利，是他们最集中的侨居地之一。
令我想起马可·波罗的还有一种气味，一种由鱼虾盐卤等混合而成的淡淡腥气。抑或说，是海洋的味道。
或是南货店，或是小吃馆，甚至居民的衣服上，行走在温州街头，经常会闻到这样的气味。它提醒着每一个过客，这是一座滨临海洋的城市。
还有随处可见的榕树。如果说海洋的气味暗示了温州的经度，那么这种多须而张扬的植物则标注了这座城市的纬度。而这个由海洋与榕树共同标注的坐标，常常会令行走其间的异乡人陷入迷惘，尤其是在榕树的旁边，他往往又会看到一株樟树——江南最为常见的树种——枝繁叶茂。
按照广义的范畴：长江中下游流域以南，南岭、武夷山脉以北，即今湘赣浙沪全境与鄂皖苏长江以南地区，温州应该属于江南。
事实上，温州也具备着许多江南的元素。
马可·波罗是否来过温州，史无记载。不过，假如他看到温州，定然会萌生一份亲切。因为如同他万里之外的故乡威尼斯，温州也是一个河网纵横的水乡。
温州郡城始建于公元323年，设计者是中国堪舆学的鼻祖郭璞。郭璞依照此处的自然地势，仿北斗九星格局，在城内挖掘了象征二十八星宿的二十八口水井，同时开通河道沟渠，将全城水系激活，奠定了号称“斗城”的风水格局。在此基础上，后世规划者逐步深化完善，直至将温州建设成中国六大风水城市之首。
虽然随着城市改造古城变化极大，但直到今天，我们还能在温州市区一一找到郭璞开凿的二十八宿井以及形如北斗的的七座小山。当然，其中最为人所知的，还是塘河。
所谓塘河，指堤岸垒成的.河流。塘河的称呼多出现在东部沿海，用于抵御洪涝灾害及潮汐。其中最著名的，便是温瑞塘河。对于温州，温瑞塘河相当于母亲河，水系总长度达一千一百多公里，而主干道，即温州与瑞安之间，却只有三十多个公里。两个数字悬殊之大，足以说明温瑞塘河分支之多、河网之密。温州的老辈人至今还常常提起，数十年前的街路上还都是河，稍微去远一点就得乘船。
温瑞塘河的主干道，至迟在北宋时期便已经成为游览胜地，沿塘河遍植莲藕，号称“八十里荷塘”。虽然早已过了采莲季节，但乘船游河仍是一大快事。不过，虽然也有石桥宗祠，也有柑橘老樟、小村旧宅，也有钓客浣女、土狗肥鸡，也是满目的潮湿与葱郁，但我总感觉到这片水土与传统印象中的江南有很大的区别。
船行水上，我总想起，眼前涟漪浅浅的幽绿航道，最初是一条海峡；小桨拨开的，原本是苦涩的咸水。
当然，也可以更细化地将温州的文化归属于瓯越。
瓯，一个词义难以确定的古老汉字。可以根据偏旁理解为一个瓦罐之类的陶器，或饮酒，或盛饭；可以理解为一条江（瓯江）；可以理解为传说中的一把利剑（欧冶子）；还可以理解为一种鸟（海鸥）。
学界对“瓯”至今莫衷一是的解释，暴露了主流文化对这块区域自古而来的疏远与陌生。从《史记》《汉书》的东瓯国开始，历代史籍有关这座城市的记载简之又简，直到清代的顾祖禹，著《读史方舆纪要》时，仍将瓯江这条浙江省仅次于钱塘江的第二大河流一笔带过，反而不厌其烦地去描绘短得太多的浦阳江与苕溪。
还有雁荡山。这座当今堪与黄山平起平坐的名山，虽然早在南北朝便已经引起谢灵运的注意，但真正为人所知却要等到北宋，并且在之后的几百年间，长期荒芜而萧条，被称为“雁山第一胜景”的三折瀑，甚至要到上世纪才被发现。
据说建城之初，郭璞曾经惋叹过这座城市的命运，说此邑“此去一千年，气数始旺”。
诚然，温州距离中原太远，隔阻的山岭太多。但瓯江与温州的寂寞，果真只因为遥远与交通不便吗？游船上，我在资料中读到了厚厚一本名人吟咏此地的诗词，有王羲之，有谢灵运，有李白，有杜甫，有孟浩然，有韩愈……
这座城市、这条江的寂寞，难道还因为瓯作为瓦器的粗俗、作为海鸟的野鄙，抑或，作为一把剑的不详？
航船缓缓，经过一处古刹，据说那里原来耸立着一座名叫“白象”的古塔。
在温州博物馆，我见过塔内出土的文物。最多的是大大小小难以记数的神像，佛陀菩萨金刚力士，很多砖石上还刻满了经咒——
宝塔镇妖：这一方土地、这一脉水流，究竟隐藏着什么，值得满天神佛这般如临大敌，须得协力镇压？
温州得名，在唐高宗时期，取冬无严寒夏无酷暑，气候温润之意。在此之前，它一直被称为永嘉。
作为一个永康人，永嘉二字具有特殊的意义。永嘉有个叶适，与我的南宋乡贤陈亮同时代。二人都是大思想家，分别领衔“永嘉”与“永康”学派；在哲学史上，这两派“永”字头的学说气质类似、观点相近，属于同一战壕，因此也被合称为“南宋浙东学派”。永嘉与永康都强调事功，提倡功利之学，反对虚谈性命，一度曾与陆九渊的心学、朱熹的理学鼎足而立；但毕竟处于强调道德忽视利益的文化大传统下，浙东学派缺少足够的发展根基，很快在宋元之际走向没落。
叶适与陈亮的思想，被很多人理解为替强权与欲望辩护，从而被认为是一种离经叛道的凶险学说，朱熹便将其视为心头大患，连连哀叹：“浙人家家谈王霸，不说孔孟，可畏！可畏！”随着朱子一步步走向神坛，作为他的对立面，永康与永嘉也成了不祥的名词，被想象成一只装满了洪水猛兽的潘多拉魔盒，有意无意加以冷遇，甚至禁锢。
温州在北宋时已经成为当时的港口重镇，被朝廷辟为对外贸易口岸；宋室南迁后，温州的海上贸易尤其发达，是全国四大海港之一（关于陈亮，至今有一谜团难解。他本是穷困潦倒之人，连安葬父母的钱都没有，妻子熬不住苦，也搬回了娘家；中年之后却突然暴富，大荒之年还修建庄园别墅。据他自己说是教授小孩子读书，也就是办学所得，但这寒酸的活计明显只是个幌子。于是关于他的发家，有了种种猜测，如包揽诉讼、如敲诈勒索，但最多人认为，还是经商。证据是往来书信中，陈亮经常提到前往温州会友，而他人际交往的礼品中，也常常见到内地不常有的水产海货）；而亲手将朱熹封为圣人的朱元璋，即位后却严令，举国上下，片板不许下海。
与其他沿海城市一样，失去海水滋润的温州很快开始枯萎……
“此去一千年，气数始旺”。朱元璋与郭璞，相聚大致就是一千年。难道这位堪舆大师，当初算错了这座城市的命运？
其实，小到一座城市，大到一个王朝，历史的走向原本存在多种可能性。
或是一千多年，或是将近一千年。作为概数，郭璞的预言，同样可以应在文天祥的时代。
温州还是被誉为百戏之祖的南戏的发源之地。很自然的猜测，看到文丞相愁眉不展，温州人很可能会安排几场戏，给他解解闷，舒缓一下情绪。
据郑振铎先生考证，温州南戏很可能不是本土自生，原型在万里之外的印度，通过商贾漂洋过海传来。证据是两者有着包括结构、角色、情节、类型等等，许多难以用巧合解释的相似。
我列举南戏，只是想借一叶以知秋，说明这样一个事实：在文天祥的时代，通过温州，南宋王朝已经可以接触到很多来自域外的事物，甚至已经渗透到帝国的土壤中，成为国人的日常。而赵宋王朝，在建国三百多年之后，已然萎靡软熟，靠自身不堪振兴。当年陈寅恪剖析大唐的辉煌，曾有过这样的评论：“取塞外野蛮精悍之血，注入中华文化颓废之躯，旧染既除，新机重启，扩大恢张，遂能别创空前之世局。”且不提南宋面临的正是塞外的压迫，在十三世纪的世界，仅将塞外与海外做一比较，究竟哪处更多“野蛮精悍之血”，便可得知，其实帝国之手已经触碰到了一扇重生之门，只待轻轻一推，便有可能脱胎换骨。
还是说回南戏。关于南戏，有一则史料被反复提及：“南戏出于宣和之后，南渡之际，谓之温州杂剧。予见旧牒，其时有赵闳夫榜禁，颇述名目。”（《祝允明·猥谈》）赵闳夫是宋光宗赵惇的同宗堂兄弟，他发榜文禁止南戏演出，很大程度上代表着官方态度；元人刘埙则云：“永嘉戏曲出，泼少年化之，而后淫哇盛，正音歇。”亦可知文人对其的排斥。
的确，在官方或者精英阶层看来，两种文明最初结合产生的果实是丑陋粗俗的。但不屑一顾的同时，也就无法感受到其中蕴涵的无限活力。尽管在中国历史上，南宋是一个对商业、对大海最为宽容的王朝，但它对大海的经营，更多还是一种消极的放任，尚未能以一种谦卑的姿态去主动寻求自己需要的东西。
覆灭注定到来。一扇能够重新书写历史的大门就这样与南宋王朝擦肩而过。我们无法苛求任何一个人目光短浅，就像无法拔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谁也不能超越他所身处的时代。
江心屿上的双塔，即使能打出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航海灯语，落在文天祥陆秀夫眼里，也不过是秋风中瑟瑟发抖的萤火虫。
俱往矣。我们登屿的年代，温州已然真正兴旺。在屿上眺望对岸，高楼剑耸，车人如龙，隐然有了几分国际都会的气质。
瓯江东去。凝视浊流滚滚入海，忽然又想起那个既代表这条江，也代表这块土地的“瓯”字。“瓯”的由来，是因为温州北、西、南三面都有山岭隔阻，唯一的出口只是东边的大海，形如一个“匚”字，人类耕种于中（“乂”）而得主形。
忽然想到，我们国家的地形，其实也很像一个大大的“匚”字：大漠、高山，与雨林，暗暗画了一个圈，把黄土地上繁衍起来的黄皮肤人圈在了里面。
好在我们的东边只挡着一重薄薄的瓦。太久的风化，早已令这重阻拦摇摇欲坠：只要推翻它们，我们就能奔向大海。
当扬帆起锚，回望这片大陆，我们或许会感慨地发现，其实过往的千万年，我们一直生活在海洋的怀抱当中。
就如《山海经》对温州的描述：
“瓯居海中”。
